有段时间我把牌靴的时候情绪当成数学题，算期望算概率，还画过表。算到后来才发现，算出来的东西对下注毫无用处，因为真到那一刻，你不按算出来的数字下。
无烟区的小孩多，节假日尤甚，家长打牌，孩子在旁边坐着。这种台我基本不碰，一是不方便，二是那种气氛会让我下不去手，赢了都不自在，何况输了还要笑。
早上那一场最容易被忽略的好处是荷官的精神。刚上班的荷官会认真报每一张牌,也会在你下注慢的时候等你两秒。到了夜里,同样的人报数就短了,催你的次数也多了。同一个人,不同的点。
一杯茶端上来，节奏就变了。本来是两分钟一把，喝了茶就变成三分钟，因为要放下筹码去拿杯子。这个变化细微，但一靴下来能差出十几分钟，慢下来的那些时间都在想。
我打过最不舒服的一张台在北方，桌子高，凳子矮，坐下去手肘悬着。两个小时后背就酸，酸了人就烦。那天我输得不多，但走的时候很累，累到不想说话。
倍投归零这件事我用三千块学费弄明白了。一倍两倍四倍八倍，看着只是翻倍，第十口就是一千零二十四倍。桌上的限额往往在第七口或第八口就把你卡住，那时候压进去的钱，已经比你想赢回来的多得多。
每次赢到一定数量，我就从筹码里抽出等额的钱换成本金单位，重新数一遍。数完往往发现赢了半天只是多了两份本金，那股飘起来的感觉会立刻落回地面。
借钱上桌的边界很清楚，只要自己能上桌就别开口。开了口这一次，下一次的门槛会低很多，因为你知道开口是能成的。门槛降下来就再也回不去了。
止盈的时候把钱转走，是我这几年最有用的一个动作。桌面的筹码和卡里的余额，在心理上是两种东西。筹码是可以用掉的，余额是要还房贷的。把赢的钱从筹码变成余额，才算真的赢了。
老陈的做法跟我相反。他从不分份，一张卡里放着全部的钱，输完为止。他说分份是自我安慰，钱不会因为你分成二十堆就变多。这话有一半对，另一半他忽略了：分份不是为了钱变多，是为了让手停下来。
能不能只看不下，答案在你自己身上，不在方法上。我认识一个能连看六靴不押的人，也认识坐下三分钟就得押的人。前者把打牌当观察，后者把它当出路，差别就在这儿。
输三年能接受，边输边加倍就不能接受。前者是成本，后者是习惯。习惯不改，第四年第五年都是同一个样子，只是份数越来越重，人也越来越沉，连坐下的力气都会少一截。
龙断的时候常常不是被打死，是被磨死。庄连九把，第十把庄只赢一点，第十一把平，第十二把才断。这种磨的过程里，迹象已经出现两次，只是没人愿意认。
三靴这个尺度是我自己摸的，说不上科学。短于一靴看不出什么，长于三靴我也不想等了。三靴之内没变化，说明这台子的牌就是这种节奏，跟它较劲没意义。
转折点不好认是因为它是事后才成立的。当场看，那只是一手普通的牌；回头看，它是整靴的分界。我复盘时习惯在那一手上画个圈，画多了会发现圈的位置很集中。
我一开始把珠盘的一格当成一靴，画得整张纸就六个格。后来被人指出来才改。这个错犯得挺蠢，但它说明一件事：不看规则就动手，画得再整齐也是错的。
事后复盘报复那几手，我发现注码是阶梯式上去的，一倍、两倍、三倍，没有一手是突然变大的。人不会一下疯掉，是一格一格爬上去的，爬的时候每一步都觉得自己克制。
有一条线我守得最死：不管赢输，第三个小时必须走。这条线破过一回，那回是因为旁边有人在等我一起走，我等了他四十分钟，这四十分钟里把赢的两份送回去还倒了一份。
困到这个程度，人对输赢的敏感度会下降。听着像好事，其实是坏事，敏感度低的时候我不会及时停手，因为我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已经在往下走，等意识到时已经到底。
现在我做的一件事很简单，进场前把手机闹钟定好，时间到了不看牌、不算账、直接换筹码走人。判断交给定闹钟之前的自己，牌桌上的那个我不管这件事。
平注是最笨也最省心的办法，每把押一样的钱。好处是把波动摊平，坏处是赢得慢。我算过，一百手平注的标准差大概十注上下，也就是说本金少于三十注，很容易在中途被洗出去，看不到长期结果。
牌从牌靴出来，荷官捏的是牌的两侧边缘，不能碰到牌面。碰牌面会留指纹，也会影响牌在机器里的走向。这一点外行看不出来，坐久了能看出区别，指尖的分寸能看出训练。
上限改变的是下注的可行集合。集合小了，你的选择变少，实际执行的策略跟想执行的策略出现偏差，偏差本身就是成本，而且是看不见的那种成本，偏差累积起来就是账单。
这个题目到此为止。我给自己定了规矩，同一个话题写满三篇就换，不换的话人会困在里面。把话说圆比说准舒服，那种舒服是坑，掉进去还觉得自己在进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