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十七岁那年我在有人知道庄闲和概率上栽了个大跟头，之后停了两个月没碰。那两个月我想通一件事：不是我打不好，是我打得太投入，把手上的牌当成了日子的一部分。
打到第三年还在亏的人，账上通常有个共同形状：赢得早，输得晚。这个形状在我的本子上出现过整整两年，改过来花了我半年，靠的只是到点起身这一件事。
说的时候别用只此一次这种话。这种话谁都不信，说的人自己也不信。我第一次说的时候是真心的，第二次说的时候已经不敢看她的眼睛，第三次她连头都没抬。
遇到审核，别连夜催。催出来的答复通常是套话，套话只会让你更急。我那次等了四天，第五天自己把流水整理好发过去，两天就解了。那四天我照常上班，没上桌。
公平这事我自己也说不清。牌是真的，规则写得明白，剩下的就是概率，而概率对每个人都一样冷淡。我打了七八年，赢的次数和输的次数差不多，差的是每次的份数，这才决定结账时坐在哪儿。
有些台写着一千到十万，实际荷官会拦。你押到三万他就叫主管过来看一眼。牌子上的数字是上限，实际执行的上限由人决定，这一层要自己慢慢摸，慢慢摸大概要两三年。
和局的九点五怎么来的：八副牌下两张牌合计点数为零的组合占比，加上补牌后仍然相等的部分。逐项加起来是九点五上下，不同副数会差零点几，这半个点决定了押和值不值。
机器洗牌的分布有个特点：相邻两张牌的相关性接近零，但隔得远的牌之间可能有微弱结构，取决于滚筒设计。这一点我存疑，自己没验证过，没验证的事我不当结论用。
限红的下限也在筛人。五十起的台坐满了拿几百块试手气的人，一手一手过得很慢，节奏被拖散。三百起的台人少，一小时能走七十手，成本也跟着涨，两边是一回事，我算过。
服务人员对你的态度变化很细微，杯子换得勤了，凳子帮你拉一下，走的时候有人送到门口。这些动作都在说一件事：你还在赢，你可以再坐一会儿，别急着走。
有的台荷官会在开局前把牌摊开给你看一遍,叫验牌。这个过程很多人不看,只顾着摆筹码。我每次都看,不是为了验,是为了看这靴牌的边角,新牌和旧牌手感差很多。
有些地区的场子进门要寄存手机，出来再取。寄存之后的两小时是最专心的两小时，我后来在自己常去的地方也这么干，把手机锁车里，走回来的时候心里已经静了。
我见过有人专门挑角落的台,因为角落人少。角落的台子光线通常暗一点,荷官站得也偏,看牌要费点劲。人少是好事,可光线差会让人看错点数,我吃过一次亏,之后就不坐最角落。
我记珠盘的时候会在每列第六格下面点一个小点，提醒自己该换列了。这个点是给自己看的，不然画快了容易一条线拉到底，拉到底之后整靴的列数就少了一列。
大路的每一列从下往上长，还是从上往下长，各家不一样。我用的是从下往上，落到顶了就往右挪。这个习惯改不了，换别人的单子看会别扭半天。
那三十靴里有一靴我一直没看懂，第四列之后忽然全变成短列，每一列都只有一两格。对照另外二十九靴，没有一靴是这种样子。我把它单独夹起来，隔一段时间翻一次，到现在也没结论。
我不信转折点能被提前算出来，但我信它能被识别得早一点。早一点的代价是错判多，十次里能对上三四次就算不错。这三四次里省下的注码，比错判赔的多。
现在我做的一件事很简单，进场前把手机闹钟定好，时间到了不看牌、不算账、直接换筹码走人。判断交给定闹钟之前的自己，牌桌上的那个我不管这件事。
打过七年我才承认，我在牌桌上最想赢的其实不是钱，是那种我算对了的感觉。这感觉最贵，我为了它押过很多钱，而它一次都没有留住过。
旁边有人说了句这台子闲很旺，我本来想押庄，手就改了。那句话没有任何依据，那个人也没押一手，可它进了我的脑子，还替我做完了一个本该自己做的决定。
二十份本金的分法我用了四年：把总额切成二十份，一份就是一个格子，上桌前只带三份，其余留在卡里。这不是怕，是不给自己临时改主意的机会。人一输就会去动那笔本来不该动的钱，切碎了反而动不了。
有回在手机上输完，第二天看记录才发现一晚上划了十七笔。十七笔在当时每笔都只有几百，加起来是一个月工资。现金不会有这种事，因为钱包会空。
二十份本金的分法我用了四年：把总额切成二十份，一份就是一个格子，上桌前只带三份，其余留在卡里。这不是怕，是不给自己临时改主意的机会。人一输就会去动那笔本来不该动的钱，切碎了反而动不了。
有个更狠的办法：只带止损线那么多钱出门，卡留家里。输完就是输完，连加注的物理条件都没有。这招我用过半年，那半年是这些年输得最少的一段时间。
现金和手机支付要分两栏记。混在一起月底对不上账，对不上就会懒得记。分栏之后我发现自己手机那栏的支出比现金多了三倍，这个比例很说明问题。
我要说明白：文里提到的每个数字都来自我自己的本子，没有一个是听来的，也没有一个是坐下来之后编的。编出来的细节读着顺，但它瞒不过半年后的自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