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二点整我起身走了，桌上还有人在加注。东北的百家乐上走得早的那个未必输得最少，但他第二天还能正常起床。第二天我回看本子，十一点半那一页写着四个字：够了，走。
我记录里最长一次连输是十四手。如果那十四手我一路翻倍，第九手就已经出局了。那次我用的正是平注，输完还剩十二份，第二天照常坐下，这件事让我彻底不信倍投。十四手之后我坐了很久，那晚再没下过一手。
流水账要记，但别记成账簿。我只记四栏：日期、进场时长、份数变化、当时想什么。想什么那栏最有用，它后来告诉我，一半的损失发生在赶时间的那些晚上。
有一条线我守得最死：不管赢输，第三个小时必须走。这条线破过一回，那回是因为旁边有人在等我一起走，我等了他四十分钟，这四十分钟里把赢的两份送回去还倒了一份。
疲劳的时候人会误把困当成冷静。我有一次觉得自己状态特别稳，其实是眼皮在打架，那种迟钝被我读成了不冲动，还当成优点记了下来。
有人拿流水当成绩单，说我这个月打了八十万流水。我听着只觉得他交了八十万的过路费。真正要看的是进出之后还剩多少，流水是过程，余额是结果，把过程当结果的人，账永远算不清。
同时开两台，先把总资金切成两堆，一堆只管一台，不许互相挪用。挪用的诱惑很大，A台输光顺手从B台拿一点，这一步做了，两台的止损就都废了。
二十份本金的分法我用了四年：把总额切成二十份，一份就是一个格子，上桌前只带三份，其余留在卡里。这不是怕，是不给自己临时改主意的机会。人一输就会去动那笔本来不该动的钱，切碎了反而动不了。
限红高到一定程度反而没人用。我见过最高五十万的台，坐一晚上只有两个人，都在押最小注。上限是给某些人准备的，不是给所有人准备的，所以别被那个数字吓住。
我习惯记切牌卡的位置。卡插得浅的靴，前二十手基本是完整牌靴的缩影，那段我不加注。卡插得深的靴，靴尾值得多看两眼。这习惯花不了什么成本。
有些台对边注设总额上限，一靴之内押对子累计不能超过多少。这种限制少见，但确实有，我只见过一次。它直接把靠边注堆量的打法封死了，那次之后我再没见到这种台。
单手期望是线性的，下注额翻倍期望也翻倍，符号不变。上限是非线性的，它在某个点把曲线折断。所以研究上限比研究注码更有意义，这个弯很少有人拐过去。
单跳是庄闲庄闲地走，双跳是两个两个地走。看路的人喜欢在这些形态上找规律，其实每种形态出现的概率都能算出来，八靴里大概有多少段单跳是有数的。问题是你看到的时候它已经走完了。
摄像头的位置决定你坐在哪边会被拍到脸。正对镜头的位子，脸清清楚楚。侧着的位子只能拍到肩膀。我不在意被拍，但我在意它带来的那种被看着的感觉，手会不自觉变规矩。
淡月最明显的是筹码车。旺月一车筹码半天见底，主管推着新车来回跑。淡月那车摆一下午还是满的，荷官闲到用布把边角擦三遍。这种时候上桌反而容易被盯得太紧，你下多少都有人看着。
淡月里荷官的报数会变轻，一桌四个人，他不用喊。旺季他得喊，喊到第三个小时嗓子就哑了，报出来的点数带着沙。我听声就知道他今天上了几个钟，也知道自己该不该跟着加。
一杯茶端上来，节奏就变了。本来是两分钟一把，喝了茶就变成三分钟，因为要放下筹码去拿杯子。这个变化细微，但一靴下来能差出十几分钟，慢下来的那些时间都在想。
城市之间连筹码的形状都不同。有的是圆形带凹槽，有的是八角。八角的好叠，圆形的容易滑。换城市打牌，头半小时我都在适应筹码的手感，手感不对就一直打不顺。
谁输谁赢账本上写着，可账本不评价人，它只记数。记数的东西最公道，也最不客气，它不管你那天有多难、多不服气、多想再来一把。它只把数摆在那儿。公道，就到这。